
数字时代信息环境的变化使新闻求真问题变得更加迫切,而社会学取向的数字新闻认识论对此却探索不足。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以分析社会认识论为理论基础,提出哲学取向的数字新闻认识论,以求在理论层面厘清新闻求真问题。本文认为,新闻作为一种社会分布式认知的知识形式,在数字时代形成了两类聚合方式,即以新闻业为核心的中心化聚合和以多元行动者为主要特征的分布式聚合。在此基础上,结合社会认识论既有模型,提出数字时代新闻求真的可能路径。研究表明,数字时代主流媒体及权力机构仍掌握真相定义权,但真相的涌现现象使多元行动者拥有了真相评判权,两类聚合方式的协同是数字时代新闻求真的理想路径。
认识论(epistemology)一词由希腊语知识(episteme)和理论(logos)构成,意为关于知识的理论。作为哲学分支,认识论的核心任务之一是正确区分知识与非知识 ,以此来理解什么是知识 。认识论学者认为,知识是得到确证的真信念(justified true belief,JTB),即“某人拥有某种特定的知识等于:(1)此人有足够的正当理由支持某个特定主张+(2)该命题是线)此人相信该命题是真实的”(Hetherington,2019:70),三者需同时满足。尽管JTB原则遭遇盖梯尔案例(Gettier case)的挑战(Gettier,1963),但认识论学者通过为其增加额外条件(如没有包含任何重要的虚假事实、没有忽略任何重要的事实等)进行回应,JTB原则仍是认识论理解知识的基础。
然而,主流新闻认识论研究对于认识论的理解却与之不同。艾克斯特罗姆(Mats Ekström)明确说明,他所指的认识论“并不是指对真实知识本质的哲学探讨,而是指对知识生产实践和知识主张传播的研究”,目的是“勾勒出新闻认识论的社会学分析的理论框架”,“为研究新闻业的社会学分支做出贡献”,而“对评估新闻报道的真实或客观性不感兴趣”(Ekström,2002)。可见,艾克斯特罗姆的新闻认识论研究从一开始就是社会学取向而非哲学取向的。这一取向选择深刻影响了后续的新闻认识论研究。尽管随着数字技术的兴起,新闻认识论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该领域的核心研究议题大都未超越艾克斯特罗姆所设定的框架,社会学取向的认识论理解仍占据主导地位。
新闻认识论对于哲学取向认识论理解的舍弃,与新闻学对于真相的理解密切相关。早在1922年,李普曼就超越了常识性理解,提出新闻和真相需明确区分,不可等同(李普曼,2018:226)。伴随着1966年《现实的社会建构:知识社会学论纲》 一书问世,社会建构主义兴起,事实(fact)、真相(truth)等概念遭受重创,科学的客观真实性受到质疑。作为一种相较于自然科学而言更易受到社会影响、确证更弱的知识类型,新闻获取真相的能力也遭到质疑。以塔克曼(Tuchman,1978)、费什曼(Fishman,1980)和甘斯(Gans,2004)等人为代表的“新闻室研究”(newsroom studies),揭示了新闻如何建构真相,这些研究使社会建构主义逐渐在新闻学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与哲学意义上的社会建构主义相比,应用于新闻学研究中的社会建构主义更加温和。社会建构主义的新闻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悬置了真相的本体论这一哲学问题,即新闻室研究并没有明确回答可被把握的、客观的真相究竟是否存在。原因在于,如果外在客观的真相不存在、不可知,只是被建构的相对真相,那新闻的真实性以及建立在真实之上的合法性就会被消解。如果存在可知的、客观的真相,那么就需要回答新闻作为探寻事实的方式,究竟能否接近、如何接近可知且客观的真相。新闻室研究一方面无法彻底背离现实主义这一新闻真实性的本体论基础,消解新闻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也难以回答建构的新闻能否以及如何接近真相的问题,因此只能悬置真相的本体论问题,在将自身置于社会建构主义之下的同时,也与现实主义保持着难以言明的暧昧关系,从而形成了一种温和的社会建构主义。例如,甘斯在讨论事实问题时就表示,有关外部现实的存在形态以及能否借助经验性的方法捕捉这一现实的基本哲学问题并不是他所要讨论的重点,因为多数新闻批评者、从业者与社会科学家都相信对外部现实的经验探寻是可能的(Gans,2004)。
因此,艾克斯特罗姆将新闻认识论研究确定为社会学取向的认识论研究并不奇怪。因为新闻室研究所展现的两难处境,在社会学取向的认识论研究中尚能继续悬置、隐藏下去,但在哲学取向的认识论研究中,这种矛盾就会暴露无遗,因此新闻认识论只能绕开“求真”这一哲学取向认识论的核心议题,表示对其“不感兴趣”,转而关注知识主张和生产实践。实际上,与其说新闻认识论对求真“不感兴趣”,倒不如说社会学取向的新闻认识论根本难以处理新闻求真背后所面对的矛盾。
新闻认识论长期以来对社会学取向的偏倚和对哲学取向的回避造成了诸多现实问题。其一,“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是新闻区别于其他信息类型最核心的特征之一。对新闻如何求真这一关键问题的回避,抽空了新闻的本体论基础,使新闻陷入了不可知论和相对主义的风险,从根本上威胁着新闻作为一种知识形式的合法性,进而威胁新闻业的合法性。其二,新闻认识论研究的“避重就轻”也使其放弃了本应承担的认知责任,无法指导现实,特别是无力解释乃至解决后真相时代的新闻真实问题,而这本应是新闻认识论研究最重要的功能。因此,社会现实正在呼唤以如何求真为核心问题的哲学取向的新闻认识论,“在新环境下对新闻真实进行更具建构性而非单纯解构性的反思”(白红义、王嘉怡,2022)。
承担认知责任,转向哲学取向的新闻认识论,首先需要回应社会建构主义提出的挑战。如果回溯哲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在社会建构主义大行其道的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认识论研究处于被攻击的中心,而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认识论学者开始对攻击进行持续回应,社会认识论正是认识论学者捍卫真相、反击社会建构主义最重要的成果之一。面对冲击,社会认识论坚持传统的认识论标准,但同时汲取社会建构主义的积极方面,将社会因素纳入认识论的分析之中(Goldman,2020)。“与传统认识论一样,社会认识论也是一项规范性事业,但传统认识论通常只关注为知识的确证制定抽象原则,对这些原则的实际执行却兴趣不大,而社会认识论则致力于为改进我们的集体认识实践和制度提供指导”(Collin,2020),并采取自然主义立场、接受实证方法,从而超越了传统认识论的个人主义取向和先验方法的局限。
因此,社会认识论可被视为处于传统认识论和知识社会学之间的一条“中间道路”。这种居间属性,使得社会认识论内部形成两大分支,即以阿尔文 · 戈德曼(Alvin Goldman)为代表人物,延续古典分析认识论的分析社会认识论(analytic social epistemology,ASE)和以史蒂夫 · 富勒(Steve Fuller)为代表人物,受到科学哲学启发的批判社会认识论(critical social epistemology,CSE)(Collin, 2020)。两者都遵循自然主义,从经验出发,但不同之处在于,分析社会认识论“侧重于通过评估遵循这些实践在多大程度上导致参与实践的人形成可靠的信念来评估我们的知识实践”,“重点是识别社会认识实践的所有下游认识效应,以及我们对实践本身(就这些效应而言)的评估准确性”,而批判社会认识论则从事科学技术和知识社会学研究,“侧重于描述我们获取、处理、保留、分配和评估知识的实践,以及与这些实践相关的制度”(Goldberg,2020)。
在此基础上,不难发现社会学取向的新闻认识论研究,实际上与批判社会认识论相接近,而本研究试图转向的哲学取向的新闻认识论,则与分析社会认识论密切相关。分析社会认识论在以下方面与本研究相契合:(1)延续古典分析认识论的求真目标,与本研究所聚焦的“新闻如何求线)对于真相存在且可知的现实主义理解,能够为新闻提供稳定的本体论基础;(3)关注通过依赖他人获得的知识,证言是其核心议题,与新闻作为一种知识形式的生产实践高度契合;(4)涉及多元行动者的认知行为, 能够为数字时代的新闻求真提供适切的分析工具;(5)致力于为改进集体认知实践和制度提供指导,这使得社会认识论能够使记者和媒体学者洞悉获取知识的偏见和失败,并且有助于寻找知识获取和真相寻求领域的最佳实践(Godler et al.,2020),承担认知责任;(6)具有规范性特征,与新闻学的属性相契合。
需要说明的是,分析社会认识论并非完全否定了社会建构主义。作为回应其冲击的产物,分析社会认识论对其既有批判又有借鉴。在“承认存在一些可识别的案例,其中社会因素或社会互动对获取真相构成威胁”的同时,“也认为正确的社会组织和社会规范可以增强获取真相的前景”(OConnor et al.,2024)。这使得分析社会认识论能够成为哲学取向的新闻认识论研究的理论基础。分析社会认识论一方面明确了现实主义本体论,认为真相仍然存在并且可知,且能够通过认识论研究增强获得真相的可能,另一方面也延续了社会建构主义对于真相建构的关注,从而解决了新闻室研究秉持温和社会建构主义所面临的两难问题。换言之,分析社会认识论在关注真相的社会建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强化了现实主义本体论基础,并回答了如何接近真相的问题,是对温和社会建构主义的发展。因此,本研究将以分析社会认识论作为理论基础,以数字时代新闻如何求真为核心议题,开展哲学取向的新闻认识论研究。
所谓求真,就是获得真相。“真相(truth)是一种真实的主张、信念或命题(这些是真相 的承载者 ) —— 而事实(fact )是使真相成为真相 的 东西 。 ” (Hetherington,2019:73)换言之,事实是真相的依据,求真的首要任务就是获得事实。一个事实(F)通常是一个主题(topic),由进一步的多个“内含”事实(f1, f2, …… ,fn)构成,认知主体可以通过知道其“内含”的事实部分地知道这个事实。知道那些嵌入在该事实中的“内含”事实的多与少,决定着对事实掌握程度的深与浅(Hetherington,2019:131-134)。最理想的状况是掌握全部“内含”事实,从而获得对事实最深入的理解,即上帝视角的事实(F(god)=f1+f2+…+fn,n→ ∞),显然这是现实情况下永远无法达到的。但认知主体可以根据现实情况,达到特定条件下可能掌握的“内含”事实的最大值,从而实现对事实最大程度的掌握,即现实条件下的理想事实(F(ideal reality)=f1+f2+…+fn,n=max{n∣condition})。在这个意义上,求真就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掌握“内含”事实,并将其有效聚合为事实,从而形成知识切近真相。
事实意味着命题的真实性,是构成知识(JTB)的三要素之一(T)。形成信念(B)并对其进行确证(J)的过程,即掌握“内含”事实并将其有效聚合为事实的过程。不同形式的知识,意味着采用不同方法掌握并聚合不同类型的事实。甘斯(Gans, 2018)通过对记者和社会学家知识生产进行比较分析,认为记者倾向于报道最新、异常的事件,通过采访和观察快速获取数据,并尽量客观中立地报道事实以避免激怒意识形态多样化的受众,还会进行事实核查以确保报道的准确性。社会学家则侧重分析模式和结构,寻找普遍性和规律,采用费时的社会科学方法进行研究获得实证结果,并依赖同行评议对其真实性进行核查。新闻报道和社会学理论的案例,生动说明了知识形式对认识论的显著影响。因此,探究新闻这种形式的知识如何求真,首先需要阐明新闻作为知识的特性。
“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陆定一,1943:527),关注“现在发生了什么”,是一种具有短暂和易逝特质、采取一系列独立事件而非连贯故事的呈现形式、介于日常熟悉知识(acquaintance with)和系统理解知识(knowledge about)之间的知识类型(Park,1940)。这使得新闻希望获取的事实具有明显的社会分布式认知(socially distributed cognition)属性,且相较于其他知识类型认知分布更广泛、更具有不确定性,并呈现出获得“内含”事实更容易但聚合形成事实更困难的特点。
帕克的论述表明,相较于系统理解知识,新闻是一种更为浅层的知识。短暂和易逝的特质,使除深度报道外的绝大部分新闻对于生产速度的要求高于深度,对描述“发生了什么”的要求高于解释“为什么会发生”。因此对于特定事件,当事人(目击者)的认知地位高于该领域专家,感知和记忆是当事人(目击者)的“内含”事实来源,这种认知并不需要特定技能和付出专门的认知努力,当事人(目击者)之所以掌握“内含”事实,很可能只是因为他们恰巧在新闻现场而已。因此,原则上所有人都有可能成为某一新闻事件最权威的认知主体,完成认知任务并形成有价值的信息,并且这种“内含”事实的获得具有高度的随机性。这使得作为知识的新闻,“内含”事实掌握在极为多元化且分布广泛的行动者手中,可能是认知主体最多、认知能力要求最低的知识类型。
但这并不意味着新闻事实是易得的。与社会学相反,新闻求真难点不在于“内含”事实的获取,而在于如何将其聚合为事实。这涉及如何触达掌握“内含”事实(f1, f2, ……, fn)的多元行动者、判断行动者如实说出了自己所掌握的“内含”事实(f)、将所掌握的“内含”事实(f1,f2, ……,fn)有效可靠地聚合为事实(F),最终使之尽可能切近真相等一系列难题。
传统媒体时代,人类试图通过建立新闻业来解决这些难题。新闻业的本质,就是采集并聚合对于特定事实的社会分布式认知。新闻业所掌握的“内含”事实主要来自两个渠道:证言(testimony)和感知。通过采访当事人(目击者)、专家、政府机关人员以及参加新闻发布会等方式,记者能够获得多元行动者对某一事件的证言,进而在理论上拥有比他人更多的视角,掌握比他人更多的“内含”事实(f1,f2, ……,fn),理想状态下这些“内含”事实经过记者确证为真。另外,现场采访也能使记者获得源于自身感知的“内含”事实(f journalist)。在此基础上,新闻业通过设定把关人(gatekeeper) ,建立严密的规章制度、伦理标准和职业准则,确立客观性原则等方式,试图将“内含”事实的聚合程序化、规范化,以此将个人对聚合的影响降到最低。
从分析社会认识论的角度而言,这一套设计是由个体过程可靠主义拓展而来的社会过程可靠主义。新闻业作为一个“有自己头脑的集体”(groups with minds of their own)(Pettit,2010),具有认知主体地位,希望能够通过外在程序来获得经过确证的真信念(JTB原则)。而集体信念(belief of group)的确证状态(justification- status)由生成集体信念的成员信念(即个体信念)的确证状态所决定。如果生成集体信念的成员信念中有足够大比例是确证的,并且通过某种组织过程实现的聚合功能(从成员信念到集体信念)有足够高的条件可靠性,那么集体信念也是确证的(Goldman, 2014)。新闻业寄希望于记者遵守客观真实的原则,采用“三角验证”、实地调查等方式获得确证的真信念,使记者个体的认知工作“有足够大比例是确证的”,之后再通过新闻机构生产流程的可靠性(如把关)实现“足够高的条件可靠性”,最终获得经过确证的集体信念,即“确证真信念”的新闻产品,以此切近真相。
这一逻辑上合理的求真设计,在新闻业的实际运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特别是对于调查性报道这种证言核查程度要求高的报道类型而言,社会过程可靠主义的求真设计使调查性报道切近真相成为可能,进而推动社会进步。以中国传统媒体时代的调查性报道为例,在“成名的想象”的集体意识感召下,“成为真相的鉴定者”作为调查性报道记者的内在动力(陆晔、潘忠党,2002), 促使他们秉持求真原则,尽可能使其认知工作有足够大比例得到确证。卧底报道即常用的确证方法。如石野、赵世龙、曾华锋等知名调查记者,就通过卧底暗访的方式取得“局内人”身份,将自身感知作为事实(f journalist)最重要、最可靠的来源,验证不同信源的证言(f1, f2, ……, fn),最终使自己的认知工作得到确证(石野,2004;赵世龙,2004;曾华锋,2002)。
在记者个体认知工作得到确证的基础上,新闻机构通过有利于新闻求真的运营方式和生产流程,创造条件可靠性进一步确证真信念。以《新闻调查》为例,2003年《新闻调查》设立主持人中心制,保障记者对选题的否决权,记者不愿意做的选题编导不得立项。生产流程方面,为保障节目真实性,《新闻调查》在摄制组进行前期拍摄之前设置“前前期调查”环节,在调查样式上采用现在进行时的时态,展现记者如何通过多种手段进入事实本身,一步步获取真相,从而使经过确证的记者个人信念能够聚合为经过确证的集体信念(张洁、吴征,2006)。而《焦点访谈》则强调暗访过程及内容的完整性,以此建立完整、充分的证据链实现从个体信念到集体信念的确证(梁建增, 2002:230-233)。这些新闻机构的运营方式和生产流程,进一步加强了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总的来说,对于调查性报道而言,记者扮演还原论者角色,将受访者证言还原为其他证据类型进行“三角验证”,新闻机构则通过有利于新闻求真的运营方式和生产流程创造条件可靠性,最终形成新闻产品实现记者个体所确证的真信念聚合为新闻机构集体所确证的真信念。在认识论层面,通过由个体过程可靠主义拓展而来的社会过程可靠主义,新闻机构成为具有认知主体地位的真相机构,揭露了大量社会隐藏面的真相,发挥了重要的社会功能,推动了社会进步。
然而,新闻业中心化的求真实践也有其局限。受限于新闻时效性,记者在很多情况下是反还原论的践行者,即倾向于设定较低的认识标准,默认依赖来源而没有任何核实,只要没有“反驳或反证”就可以认为通过了验证(Barnoy & Reich,2019)。新闻文本中引用证言的惯例,也使得记者成功将证言真伪的认知责任转嫁给提供证言的受访者,形成对自身的保护。因此新闻业个体信念的确证状态达不到“足够大比例是确证的”,造成记者可能获得发生变形的“内含”事实。而作为具有明显他治性、缺乏自主性的场域(Bourdieu,2005),新闻机构的组织过程在很多情况下也可能发挥的是使事实进一步变形的作用,而并不具有“足够高的条件可靠性”。如前所述的社会建构主义视角下的新闻室研究,详细展现了这种变形的细节。
在数字时代,杂合体新闻业(姜华,2022)的出现带来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变化。如记者越来越依赖非精英行动者(non-elitist)进行事实收集和核查,公共利益的数据化逻辑也使新闻作品的数字表现受到来自非精英行动者正面评论、点赞和分享等指标的衡量(Splendore & Iannelli,2022);数据驱动新闻业的发展,使程序员记者有可能“通过访问、组合和处理公民通常远离的数据来揭示真相,而不是在统计数据的支持下揭示公开数据中的真相”,减少对政府议程的依赖(Ekström et al.,2022);算法判断的个性化也在不断削弱新闻业的公共逻辑,使新闻业判断的核心问题“什么值得关注?”转变为“这个人想要什么?”(Carlson,2018)但就新闻求真而言,新闻业内部的认识论逻辑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仍是由个体过程可靠主义拓展而来的社会过程可靠主义,只不过个体求真过程由单一的记者采访转变为加入程序员的数据分析,组织过程进一步受到市场影响而已,且这一求真过程的可靠性仍然存疑。例如,特朗普大选预测的失败,使得一些美国记者否认数据分析的可靠性,主张回归传统观察和访谈(Lewis & Waters,2018)。即使是看似客观的策展算法,也被证明是用特定激励结构编写的,并不总是将系统提供信息的准确性作为基本考虑因素,且人类程序员编写过程中也有意无意纳入了人类的偏见(OHara,2022)。日益强大的市场逻辑激励耸人听闻和个人品牌,并使错误信息得以传播,也引发了人们对记者与真相关系的挑衅性质疑(Canella,2023)。
以新闻业为核心的新闻求真所存在的局限性,根源于分布式认知与中心化聚合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当人类把说清“发生了什么”这样复杂且重大的知识类型只交给中心化运作的媒体机构时,鲜活的分布式认知必然会被机械的中心化聚合、扭曲。虽然依据社会过程可靠主义的原则,可以对新闻业成员信念确证和媒体机构的组织程序进行改进,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种矛盾,因为在时间压力下,记者只能触达少数行动者,掌握能够满足成文所必需的、最小数量的“内含”事实,而记者的聚合归根到底是人的认知劳动,不可能去除价值观。而新闻机构的生存压力,也使其组织程序无法真正为求真而设计,因而无法寄希望于科技进步能够带来新闻求真的彻底改善。最关键的是,中心化聚合使聚合过程成为黑箱,造成任何一个拥有“内含”事实的行动者难以得知记者所掌握的来源于其他行动者的“内含”事实,从而使记者及新闻机构拥有了足够大的操作空间,掌握真相的定义权,进而实现“现实的社会建构”。综合上述分析可知,新闻业能够获得的事实可以表示为:F(journalism)≤f1+f2+…+fn+fjournalist,n=min{n∣required}。而与之前提到的事实相比,新闻业所获得事实的真实程度则可表示为:F(journalism)
以新闻业为核心的中心化聚合并不是数字时代唯一的新闻求真方式,新的解决方案正在浮现,即依赖多元行动者的分布式聚合,这为弥补中心化聚合的局限性提供了可能。依据新闻求真的诸多案例,研究将这一聚合过程归纳为以下阶段:(1)索引阶段:普通网民、社会组织、政府机关、新闻机构等多元行动者将自身掌握的“内含”事实发布到社交媒体;(2)聚合阶段:其中部分特定“内含”事实引发部分行动者共同关注,与该“内含”事实相关的其他“内含”事实通过多元行动者推文、评论、报道等方式的分享不断出现(f1,f2,f3……),热度不断上升,并通过多元行动者的新闻策展(news curation)等方式聚合,初步形成事实(F);(3)协商阶段:伴随网民阅读、点赞、转发、评论等行为,算法将“内含”事实(f1,f2, ……,fn)以及初步形成的事实(F)进行推荐,该事件或现象成为全社会的焦点并形成舆论。随着事实核查机构等更多行动者的参与,越来越多的“内含”事实很大可能聚合为不同甚至相反的事实(F1,F2,F3……),形成“新闻反转”,舆论在此时达到高潮, 大量公关活动也在此刻介入,不同事实(以及大量伪装成事实的虚假信息)处在激烈的协商过程中(伴随大量事实核查),并分裂出支持不同事实的不同群体(G1, G2,G3……);(4)收敛阶段:不同事实(F1,F2,F3……)经过协商逐渐收敛为共识事实(F common),舆论也随之逐渐消退,不同群体收敛融合(G),最终被新的“内含”事实吸引注意力,回到索引阶段。
从社会认识论的角度出发,数字时代这种分布式新闻求真,实际上是基于特定事件所形成的临时性认知共同体(epistemic community),多元行动者主要依赖证言等证据不断更新其对于特定事件的认知,形成非正式的、自发的认知劳动分工。对于多元行动者的新闻求真而言,关键问题是在什么条件下多元行动者的认知能够收敛而不是极化,什么条件下收敛所形成的共识能够逼近真相而非远离真相。社会认识论者通过计算机分析和模拟方法所建立的认知共同体模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新闻如何求真提供参考。
保持认知主体多样性。“多样性胜过能力”定理(diversity-trumps-ability theorem)发现,在相当普遍的条件下, 一组随机选择的多样化行动者可以胜过由单个表现最佳的问题解决者组成的同质群体(Hong & Page,2004)。因此,依托互联网多元行动者的新闻求真能力,很可能强于新闻业这一由同质群体所构成的机构的求真能力(尽管个体记者的求真能力优于普通人)。但是,认知主体的多样性并不意味着放弃共识。研究发现,认知上成功的社区具有暂时多样性的特征,即信念多样性和共识之间的适当平衡。这种平衡首先允许对替代方案进行足够的探索,但最终会导致真理的趋同(Zollman,2010、2013)。因此,新闻求真要留出一定时间,使多元信念能够得到展现的机会,但也需在恰当时机凝聚共识使真相收敛。
提升行动者彼此之间的信任及证据质量。社会认识论者通过建模发现,当行动者的信任区间较大时,意见更容易收敛,而当信任区间较小时,意见更容易分化为几个不同的群体(Hegselmann & Krause,2002)。另外,只有在行动者之间传递的证据质量足够好的情况下,才能促进真相收敛,而低质量的证据则可能导致群体分裂成几个不一致的群体而无法实现真相收敛(Riegler & Douven,2009)。高声誉行动者对最终收敛值的影响较大,但对整个社区的平均准确性影响不大(Douven & Riegler,2011)。因此,新闻求真需要提升全社会行动者对彼此的信任程度,并且主流媒体作为真相涌现的重要行动者之一,应尽可能提供高质量的证据,当主流媒体具有较高声誉时,更能够最终定义真相。
提升多元行动者的求真意愿或使求真行动者尽可能与其他行动者相连接。研究通过建模发现“漏斗定理”和“领头羊定理”。“漏斗定理”指的是,如果所有行动者都是追求真相的(即使程度较低),通过社交互动和信息传播,群体就能通过信息的层层筛选逐渐消除噪音和偏差,最终收敛为一个接近真相的共识,这种机制类似于一种漏斗效应。“领头羊定理”则退后一步,认为即使在一个群体中只有少部分成员是致力于追求真相的,只要真相寻求者的信息能通过社交关系链传播给其他成员,整个群体就有可能在真相附近达成共识。这意味着拥有真相信息的少数个体能够通过与其他人的联系,引导整个群体趋向真相(Reijula & Kuorikoski,2020)。基于此,涵盖多元行动者、试图形成一种公认的、能够为社会生活提供可靠事实依据的系统和框架的“制度化新闻业”似乎是一个有希望的方向(Reese,2021)。“新闻真实实践是‘制度化新闻业’的多元行动者在不同信息环境中进行的,被时间性和事实性约束的,履行新闻业公开、真实叙述现实世界之责任的综合行动。”(王辰瑶,2023)即使无法达到所有行动者都追求真相的理想状态,但只要尽可能将求真者与其他行动者相连接,仍有可能使集体接近真相。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模型并非针对新闻这种知识建立。如前所述,不同形式知识的认识论存在差异,因而无法完全以此为基础,得到新闻求真的准确条件。但因其反映了认知共同体的求真特点,而数字时代以多元行动者为核心的新闻求真又构成认知共同体,所以又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为新闻求真提供一些参考。因此,以上参考结论能够作为数字时代新闻如何求真的一些可能假设,以供后续量化研究进一步验证。
然而, 即使能够通过模拟方法找到使真相收敛的条件,但现实生活比模拟条件复杂得多,依赖多元行动者的分布式聚合,是否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真相收敛的可能性?参与式事实核查的实践能够提供参考。早在2012年,就有研究发现Twitter(X)等社交媒体服务提供了基于媒体系统的协作验证平台,该系统优先考虑分布式而非集中式专业知识,集体而非个人智力。依托这种集体智慧而非记者个人专业知识的验证模式,有争议的新闻能够被实时公开审查和评估(Hermida,2012)。随着事实核查的发展,专业化的事实核查机构也开始鼓励用户参与,如“澎湃明查”网站为用户提供了参与事实核查的平台,并推出“工具箱”系列文章为用户事实核查赋能。研究发现,“以网络平台为来源、以普通用户为主体完成的‘辨伪’式事实核查,在纠正公众的错误观念及降低其分享假新闻的意愿等方面并不逊色于职业新闻组织和从业者”(闫文捷等,2023)。此外,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行动者,也展现出参与事实核查的可能(Hoes et al.,2023)。
参与式事实核查的兴起展现了多元行动者的分布式聚合在新闻领域的求线),并促使新闻真实日益成为多元行动者相互作用、影响的“有机真实” (吴涛、张志安,2022)。参与式事实核查的实践表明,在现实生活中多元行动者形成认知共同体,通过分布式聚合进行求真是可能的,并且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取得良好的认知结果,实现真相收敛。这一求真过程并非自然发生,而是有赖于求真技术、聚合规则、群体特性等各种条件。因此,通过采用计算模拟、实验以及实证调查等方式,找到并控制这些条件,从而使分布式聚合尽可能向真相收敛,是分析社会认识论基础上的哲学取向新闻认识论所应承担的责任。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多元行动者的分布式聚合能够取代新闻业的中心化聚合,独立实现新闻求真。事实核查的研究证明,尽管参与式事实核查能够部分解决对抗虚假信息的数量不足的问题,但质量不足的问题仍有赖于专业机构专业化水准的提升(闫文捷等,2022)。本文之前的论述也说明,以新闻业为核心的中心化聚合自有其求真能力和社会价值,而伴随着数字时代出现的分布式聚合则提供了弥补中心化聚合求真局限的可能。
因此,数字时代的新闻求真,并不意味着放弃中心化聚合,以分布式聚合取而代之,而是发挥分布式聚合的优势,弥补中心化聚合的局限。数字时代新闻求真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新闻业的中心化聚合与多元行动者分布式聚合的关系问题,这也构成多元行动者分布式聚合与古典自由主义所倡导的“观点自由市场”的根本差异。
总体而言,本文认为仍存在现实主义意义上可知的真相。新闻作为一种知识类型,存在逼近真相的可能,并一直具有社会分布式认知的特点。数字时代新闻求真的变化在于多元行动者所构成的认知共同体出现,分布式聚合兴起,这为弥补以新闻业为核心的中心化聚合的局限带来可能。
分布式聚合得以实现,其核心基础是互联网这一传播基础设施。截至2025年1月,全球共有55.6亿人在使用互联网,占全球总人口的67.9%(DataReportal,2025)。这意味着连接全球大部分人类以及传感器、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等非人行动者,可供进行实时信息交换的全球大脑(global brain)(Bloom,2008)已经形成。依托于全球大脑,分布式聚合呈现出与中心化聚合不同的特点。其一,自组织性。与拥有严格规章制度的新闻业不同,依赖互联网进行交流的多元行动者并不归属于统一的“求真机构”,而是通过分享、阅读、点赞、转发、评论等极为简单的规则进行互动,使多元行动者所掌握的“内含”事实不断出现并聚合为事实,进而依赖简单规则形成复杂的求真系统。其二,不可预测性。与新闻业中心化聚合的全程可控不同,分布式聚合意味着随时可能出现新的行动者提供关键性的“内含”事实(f key),颠覆已经初步聚合的事实(F)完成新闻反转。其三,可见性。相较于新闻业聚合的黑箱,分布式聚合的过程特别是协商过程因发生在社交媒体而具有较高的可见性。不同甚至相反事实(F1,F2,F3……)的协商由新闻业黑箱的后台转移到互联网社交媒体的前台,评判也从以记者为中心的个体认知活动(如逻辑推理)为主转变为互联网所连接的多元行动者的社会认知活动。其四,整体性。基于简单规则形成的真相系统具有整体性,即该系统获得真相的能力大于构成该系统的个体求真能力之和,这与之前所述的多样性胜过能力定理相契合。
分布式聚合的这些特征暗示着一种可能:数字时代的真相不仅依赖新闻业等“真相机器”获得,而且还能够从基于全球大脑所形成的“真相生物”中涌现(emergence)。全球大脑的发展,正在使人类社会成为如生物体般的复杂系统。新闻求真,本质上是在无序中寻找有序,在熵增中寻求熵减。众多研究表明,数字时代的信息环境正在不断恶化,假新闻等虚假信息泛滥,且“虚假信息的传播距离、速度、深度和广度都明显高于真实信息”(Vosoughi et al.,2018),正是人类社会日益复杂的体现。人类社会越发展,社会系统越复杂,混乱、噪声和错误就会越多。因此,无论是求真还是打假,传统媒体时代所采用的依赖部分机构的高可靠性减少熵的机械化解决办法都已难以应对数字时代的真相危机,依赖新闻业的求真如此,依赖专业化事实核查的打假也是如此,仅凭事实核查机构就可以对抗公共舆论中的错误信息已被证明是政策制定者不切实际的错误期望(Vinhas & Bastos,2022),而依赖多元行动者、尽可能创造条件让真相涌现,可能才是数字时代缓解真相机构求真压力、应对真相危机的有效方法。
正如当代思想史上首位试图将复杂系统研究的相关理念置于认识论研究之内的学者莫兰(陈一壮,2007)所说:“生物的复杂‘解决方案’是强调和放大混乱,以在其中找到更新其表现秩序的手段。生成性与混乱共存,容忍它、利用它、与之斗争,这种关系同时具有对抗性、竞争性和互补性。”噪声正在生成秩序,“正是通过这些‘噪声’和这些‘错误’,消息被重组成另一个消息,如果事情进展顺利,这个新消息可能比原来的消息更丰富、更复杂。因此,是‘噪声’与自组织原则的相遇导致了更复杂、更高秩序的构成”(Heath-Carpentier,2022)。尽管众声喧哗会产生难以计数的虚假信息,但也让我们逼近真相。
然而,正如莫兰二重逻辑原则所展现的那样,涌现与控制相伴而生。数字时代新闻业仍在生产真相,发挥着社会建构的作用,与传统媒体时代新闻业所定义的单一真相相比,数字时代的特点在于出现了两类真相,即新闻业及其他权力要素所定义的真相和多元行动者依赖互联网这一全球大脑所涌现的真相。如前所述,理想状态下新闻真相的涌现包含索引、聚合、协商和收敛四个阶段。但现实情况下,真相收敛可能并非协商的结果,而是来自职业化新闻组织的真相定义。因此,虽然存在真相涌现的现象,但总体而言,新闻仍是社会建构的产物。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新闻的真相涌现失去了意义。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 多元行动者掌握了真相评判权。在新的传播技术条件下,真相涌现的过程中出现了众多传统媒体时代不可见的“内含”事实(f1,f2, ……,fn),并且聚合形成了彼此竞争的事实(F1,F2, ……,Fn),这使得多元行动者能拥有充足、多元的事实证据评判权力所定义的真相。当权力要素所定义的真相与众多事实相悖、远离真正的真相时,多元行动者能够有效对此进行判断。真相涌现的存在形成对真相定义权的制约,使与真相相差太大的“定义真相”难以奏效,冲击权力的真相霸权。这使得涌现事实(F emergence)大于“内含”事实的简单相加,即F(emergence)f1+f2+…+fn,n=max{n∣actor}。事实趋近真相的程度大小可表示为:F(journalism) F(emergence)≤F(ideal reality)
数字时代的新闻求真,是以新闻业为核心的中心化聚合和以多元行动者认知共同体为核心的分布式聚合的协同。新闻作为一种短暂易逝、需要快速生产且能够指导人们日常生活的知识类型,需要以新闻业为核心的专业化机构进行快速生产,并通过由个体过程可靠主义拓展而来的社会过程可靠主义来保障新闻基本的准确性和真实性,以满足人们即时的信息需求。但其局限性在于,这一中心化的求真过程并不完全可靠,其新闻产品只是对于社会现实的特定理解,为特定工作程序和规范所建构,发挥着社会现实合法化的功能(Tuchman,1978)。这使得权力要素及职业化新闻组织能够掌握真相的定义权,用符合自身利益的一元事实(F journalism)取代实际上的多元事实(F god),从而使公众很难对真相进行评判,错将媒体建构的一元事实等同于真相(F journalism=F god)。对此,甘斯曾提出“多视角新闻”作为解决方案,即通过媒体机构改革使新闻媒体多视角,建构多元事实。但受限于时代背景,这一方案本质上仍是中心化聚合,这也使其面临着媒体机构变革的诸多困难而无法线)。而数字时代依赖互联网的分布式聚合能够真正使多视角新闻付诸实践,涌现多元事实(F emergence),弥补新闻业一元事实的局限性,进一步切近真相。换言之,数字时代赋予了多元行动者通过新闻建构现实的能力。通过分布式聚合,多元行动者能够为以新闻业为核心的真相机构设置求真议程,并通过建构多元事实倒逼真相机构持续进行查证,最终对真相机构所定义的真相进行评判,以此切近真相,使报道真实与收受真实(理解真实、信任真实)真正统一起来,实现新闻的“有机线),推动社会进步。在此基础上,哲学取向的数字新闻认识论的任务有二:其一,采取计算模拟和实证研究等方法,寻找分布式聚合真相涌现的最佳条件;其二,寻找中心化聚合与分布式聚合协同的最佳方式,优化两者互动机制,使之能够切近真相。
综上所述,新闻求真在数字时代遭遇了严峻挑战,但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求真是新闻宝贵的认知品格。如果真相正在涌现,那么新闻业作为中心化的“真相机器”,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是否存在实现分布式聚合的可能?更具体的问题是,需要创造哪些条件促进真相涌现?如果人类社会越来越复杂,是否意味着真相涌现变得越来越容易?这些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但目前可以确定的是,新闻真相已难以回到井然有序、一锤定音的状态,也不再为单一行动者所垄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