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先,我们需要解答一个问题,经济繁荣到底从何而来,是源于公共部门还是私人部门?表面来看,财富的创造、分配和消费大多数体现在私人部门。但本质上,若离开了公共产品的支撑,正常的经济活动是无法进行的,如叙利亚、利比亚这些国家的政治动荡,经济活动几乎无从进行,更谈不上财富的积累,原因在于缺乏最基本的安全和秩序这一公共产品。越复杂的市场经济活动需要越昂贵、越高级的公共产品来支撑。因此,我的观点是私人部门的经济活动是由公共产品作为本体而“投影”出来,如同小孔成像的原理。从社会安全与秩序,到基础设施建设,到国际市场准入,再到知识产权保护等等,是一国公共部门所提供的各种公共产品,在私营部门投影出不同类型的经济活动,从而带来财富与繁荣。
这就引申出另外一个问题,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关系是否意味着国家政府与民营经济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即所谓的民进国退或者国进民退?当然,答案是否定的。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映射关系,政府首先要提供公共产品,这些公共产品的存在使得私人部门的各类经济活动得以可能(enabling),其实市场本身就是一种公共产品。

如图所示,一个国家要繁荣,则需要两个条件: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支撑力度强(即底边长),同时要求交点的位置要低,这个点指的是一国综合税点,其位置是公私之间的财富分配比例,即一国公共部门需要汲取多大比例的国民财富(税点高低)来维持其公共产品(底边长度)。税点高低主要取决于政府的整体效率,也取决于债务结构和货币主权。
中国经过70年的经济发展,取得巨大经济成就。这里就有几个关键问题,需要重点关注。
70年的发展,中国是以“学生”的身份先学习苏联,打造了初步的经济基础,后来又学习美国,实现了经济飞速发展的奇迹。苏美都是中国的“老师”。回顾这之间的关系,在冷战时期,中国符合一个结构性特征,这在政治经济学中称为“较小威胁特征”,即当中国被认定为较小的威胁时,就拥有了安全的外部环境。中国对外政策与印度的差异在于:中国乐于在两大阵营中选边站,而印度“骑墙”,实践证明中国的战略更高明。
建国之初,当时由于政治、地理等多方面因素,中国的实力不足以作为独立的第三方,我们一定要选边站,既然我们是国家,因此首选是苏联,所以做出“一边倒”决策。但是1960年代末,也恰恰是开启了转向美国的战略决策,直到1979年小平完成了这一战略转向。
全球主流国家治理模式,从美苏之间的体制冲突向中国体制的演进,可以用“代际更替论”解释。中国前30年学了苏联,后30年学了美国。前30年学习苏联建立了强大的公共部门,打造了一个很好的发展基础。后面30年学习了美国塑造了一个繁荣的市场部门。因此,中国从苏美两国吸取精华,发展出符合自己特点也符合时代趋势的国家治理与发展模式,比历史上的两个超级大国更具有活力和制度优越性。
从意识形态上讲,苏联和美国表面上看起来势不两立,但其实都是同一时代的产物,即大众政治时代的产物,什么是大众政治时代?就是由于知识的普及,大众都要参与政治,导致千百年来王公贵族垄断政治社会事务的时代一去不返。苏联和美国分别代表大众政治的两种国家治理模式,其差异是:苏联自上而下塑造共识,而美国分为左右两翼在营造共识;其共同点是两国的政治观念在大众中都是正态分布。
然而,我们现在的数字化时代、互联网时代,人们自己寻找和选择感兴趣的信息源,而很难再被精英们把持的舆论机器所控制,导致原有的社会共识崩塌,因此无论是苏联、还是美国的政治体制都已经过时了。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新时代的中国正在探索这种新型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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