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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关系”一词是舶来品,其英文为PublicRelations,缩写为PR,简称是公关。

  公共关系是社会组织为了塑造自身形象,通过传播、双向沟通手段和活动影响公众的科学和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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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关系是以人际关系为基础的,良好的人际关系有助于组织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的和谐与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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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在街上写一个牌子,写上“xxx月饼将于x月x日在桂林路XX处销售”,这就是在做“广告”。

  如果你雇佣5个人,把这个牌子举过头顶,在大街上来回走动,这是在做“促销推广”。

  如果你能让某权威人士对“万人月饼大品尝”这件事发表意见,这就是在做“公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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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的表现方式可采取文学、艺术甚至是戏剧的,乃至于神话般的夸张手法;而公共关系坚持说真话。

  广告的效果可在短期内直接衡量;而良好的公共关系状态使组织受益非浅,成功的公共关系所获得的是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效益在内的社会整体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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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的宣传工作属于政治思想工作的范畴,而公共关系属于管理科学的范畴,具有管理职能。

  传统的宣传工作的主要方式是单向的灌输,而公共关系则强调建立双向的信息交流网络。既要向公众及时、准确、有效的传递自己的信息,又要随时搜集、整理公众的意见并及时作出反馈,不断的改进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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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端标志:1923年伯内斯写了《舆论之凝结》并在纽约大学首开公共关系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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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观部分:公共关系的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产生与发展、职能和原则以及其基本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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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源的探寻和轨迹的廓清,是治学之道的逻辑起点。公共关系研究亦当作如是观——所有学术梳理和实践关照,皆源于对公共关系史的考察。

  我们相信,公共关系史与人类传播史几乎是同步的。传播,或者说沟通、交流,是人类的基本观念之一。

  人类的进步和困境,无论公共的和还是个人的,皆倚重传播来解决。于是,对传播方式的使用、传播过程的驾驭和传播效果的控制,从来不曾遭到忽视和放弃。而这些,恰恰是公共关系的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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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历史深处走,第一个遭遇的便是亚里士多德。现代哲学、美学、文艺学、伦理学、物理学、生物学、政治学、经济学、传播学每一次朝向历史的转身,都无法绕开亚里士多德。这位活跃在2300多年前的古希腊先哲开创了修辞学研究传统,认为“修辞术是说服的艺术”,“在每一事例上发现可行的说服方式的能力”,主张“修辞术的功能不在于说服,而在于在每一种事情上找出其中的说服方式。”

  亚里士多德系统发展了比他更早的西西里岛上诡辩派的修辞观,提出了修辞的三要素:信任、情感和逻辑。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相互信任、情感融通和合理逻辑是说服效果达成的三大前提。

  今日的公关传播策略研究,依旧闪耀着亚里士多德修辞思想的辉光。许多人认为,亚理士多德的《修辞学》是公共关系学的第一本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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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格拉底没有对修辞和说服做出明确界定,然而他一生都在强调对话的重要性,并总是试图以善、知识和神谕的名义,说服他人;

  倘再向前追溯,毕达哥拉斯的“合弦论”、赫拉克利特的“和谐产生于对立的紧张”等观点,与现代公共关系的“认知平衡”、“利益互惠”等思想遥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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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希腊对修辞和说服的关注绝非偶然。那是一个重视公共表达的时代,人们渴望通过沟通和传播获取知识、参与管理和维护民主。

  他们相信,个体永远无法成为真理的唯一源泉,交流让智慧生花,让本性彰显。他们试图通过语言通过说服别人,或批评异己,或盛赞政治候选人的美德,或影响道德标准和法条制定。

  柏拉图说:“雅典人所议之主题含有政治睿智……会倾听每一个人的见解,因为他们认为所有人都应拥有这一美德;否则,便不会有城邦。”

  亚里士多德说:“没有良好的劝服和演说能力,怎么能得到民众的理解和拥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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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罗马的入侵和统治改变了这一切。演讲的智者成为殉道者,自由的思想和民主的论辩被扼杀,欢聚散场,火炬熄灭。取而代之的,是统治者为延续基业和长生久视而对传播的高度控制。

  罗马人创造一个意味深长的表达方式:vox populi,vox Dei——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

  马基雅维里在《演讲集》中写道:“把人民的声音比作上帝的声音是不无理由的”,他提出统治者对人民必须“抚爱或者消灭”。

  公元前59年,恺撒创办了据称是世界上第一份报纸,并使用了当时的大众化语言——拉丁语。这份报纸被恺撒用来宣传自己,歌功颂德,树立威望。每逢战事,恺撒便遍发传单进行舆论动员,以期赢得公众支持。恺撒还专门撰写了记载自己功德的《高卢战记》,此书曾被一些西方公共关系专家奉为“第一流的公共关系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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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进入漫长的中世纪。传播和对传播的控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曲折进步中继续演绎不同的故事。“

  近似公共关系的社会行为和思想不仅在当时人们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而且在人们的日常交往中也得到较为集中的体现。”

  公关传播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经验世界里进行,按照自己的逻辑,也吸纳着社会提供的可能的支持性要素。其中,有三类社会主体成为中世纪公共关系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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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和资源,把石头、羊皮、莎草和浆纸武装起来,使之成为公示法典、颁发政令、布告奖惩、彪炳德行、发表檄文的载体;

  他们发现了劝说、诱导、造势和宣传的好处,一些人在刻意与非刻意的设计下成为社会活动家、政治幕僚和舆情意见领袖;

  他们在不动摇统治根基的前提下,谋求与公众利益的同构,给民众一个期许然后努力实现它;

  在英格兰,国王让官作为“国王良心的监护人”。当时有一种公认的必要性:国家需要第三方促进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交往沟通和关系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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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权是恢宏历史舞台上的另一个导演,与君权相比,它更感兴趣的是人心,而非疆土。

  16世纪,罗马教皇葛列格里十五世在教会中设立了一个传道学院来“帮助传播信仰”。教会宣传的主旨在于劝导人们信奉天主、皈依本教。

  今天,罗马教皇和其他宗教派别仍延续中世纪的作法,维持一定数量的人员专司与公众沟通之职,即所谓“宣传信仰的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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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建时期,人类社会的经济关系相对简单,工商业者围绕“买与卖”的直接契约关系奔走叫卖。

  然而,对利益的本能冲动,使工商业者使用了一切当时可及的手段,创造了各种有利于商品传播的符号。

  招牌、口碑、折扣、名人效应等现代营销传播方式纷纷登场,对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的管理观念和控制意识已然十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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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古代公共关系的渐进发展与人民推动历史的进步密不可分。

  人们总是努力赢得尊重、理解、同情和支持,总是寻求一个安定、从容、和谐的生存环境。

  大众的努力,使公共关系在历史最真实、最丰富却总是被遗忘的一面——日常生活领域得以发展和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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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古代中国,虽未曾出现与《修辞学》相类的研究著作,但有关沟通或传播的论述,在《论语》、《易经》、《道德经》、《孟子》、《韩非子》、《荀子》等著作中却处处可见。

  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时代大抵相当的春秋战国,是中国传播思想生成、传播实践发展最鼎盛的时期。一大批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军事家和杰出的宣传鼓动家活跃在烽火连天的岁月。他们形塑了中华文化的基本框架,其中的传播观、传播思想丝毫不比同时代的西方世界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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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秦时代,中国社会的传播实践是以宣传、劝服为主线的,与今日之政治公关、外交公关几近同途,其中部分游说手段甚或超越现世。

  一批声名远播的职业说客——“士”奔走各国,“其才足以顿纲振纪,其明足以烛微虑远,其强足以结仁固义,大则利天下,小则利一国。”

  最负盛名者,当属合纵之苏秦和连横之张仪,二者故事流传千古。苏秦、张仪以合纵这术游说诸侯,致位富贵,天下争慕效之。公孙衍、苏砺、苏代、周最、楼缓等一批“职业公关人士”,纷芸遍于天下,务以辩才相高,不可胜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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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悠悠千年,中国近似公关的传播活动在政治、军事、文化和经济领域随王朝之得失兴替逐步展开。

  历朝和公关传播相关的概念有传、播、扬、流、布、宣、通、递等用语,通常又经由诏、敕、呈、奏、表、议、谏、书、檄等方式来实现纵向或横向的传播。

  在非正式公关传播方面,大多表现在口语和书信的沟通上,活泼多样和机智深沉并重。总体言之,中国古代的公关传播大抵有如下几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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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和权贵成为公关传播的主体,决定着公关活动的内容和方式。诸如“孟尝君焚券市义”、“新帝大赦天下”、“纳言如不弃涓流,君民同心可致江山永固”之类,皆是自上而下的“政府公关行为”。

  林语堂将汉代的党锢及其在魏晋的影响、宋代的太和明代的东林党运动视为中国历史上的三大舆论运动,这三次失败的民意动员也证明“一尊”思想牢不可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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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与古代社会经济活动不发达有关,政治博弈和军事之争成为社会历史轨迹中最粗大的线条。

  商鞅变法之信赏必罚、昭君出塞、文成公主远嫁吐藩、诸葛亮七擒孟获、康熙参祭史可法等人尽皆知的历史故事,多与政治和军事利益相涉。

  就连打开丝绸之路、繁荣东西经贸的张骞出使西域,七出国门、联通东南的郑和下西洋等公关壮举,初旨亦在政治和军事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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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以“仁”说立天下,孟子主张人与人交往的“人和论”,荀子倡扬“至诚”、韩非则强调“遵法”,无不与道德伦理相关。

  至于“视卒如婴儿,故可以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士为知己者死”、“任贤律己”、“身先士卒”“上下同欲”、“ 仁、智、勇、恭、敬、惠、义、达、艺”等,也皆体现出鲜明的重“德”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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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西方一样,中国民间的公共关系亦主要体现在人际交往和群体生活领域,并且附着于本民族文化形态之上。

  东林党后人为纪念死难先祖,“弘天下正气”,募集资金排演了反映东林党人与阉党斗争的戏剧《冰山记》。

  据清初张岱《陶庵梦忆》卷七记载,《冰山记》上演时,“城隍庙扬台,观者数万人,台址鳞比,挤至大门外。”当观众看到“颜佩韦击杀缇骑”时,情绪激动至极,“袅呼跳蹴,汹汹如崩屋。”可见,文艺、戏剧已然被用作早期公关活动的载体,并且效果颇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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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的公共关系史体系,当包括史实论、人物论、思想论、技术论和发展论。然而,无论西方还是中国,于浩如烟海的故纸堆中连缀起散见的灵光,终非易事。我们能够做到的,是捕捉这些耀眼的灵光,于历史背后发现推动早期公共关系发展的不绝如缕的动力。于是,如下几个问题呈现在我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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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一定意义上看,全部人类历史活动,可视为一个系统构建的过程——人总是努力创造和维系一个尽可能平稳的社会系统,以正确摆放天、地、人的位置。但是,这种努力绝非坦途,各种矛盾、冲突充斥其中。公共关系正是化解矛盾、缓和冲突,促进系统稳定的重要手段之一。和谐,始终是公共关系的主题,它强调在公共空间和相互关系的建构中维持一个平衡。

  苏格拉底拒绝不平衡的社会关系,他描绘的社会图景是:灵魂相互盘结、互惠往来。尽管如历史所见证,“平衡”往往只是理想,一旦降落尘世,便摔得七零八落。但是,对和谐、平衡的追求本身和它可能带来的结果,于社会进步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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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公共关系自诞生之日起便与利益、权势、伦理和艺术问题缠绕一体,相随如影。

  公共关系因利益协调而生,始终怀抱着“难以平静的逐利精神”,只是与其他利益控制手段相比,它更强调利益互惠机制在公共空间和相互关系中的实现,更强调共同的善意;

  公共关系特别是强势公关,总是掌握在智者、富人和统治阶层手中,他们是柏拉图“洞中人”寓言中“在矮墙之上行使指挥权的人”,是后世李普曼所称的“舆论工程师”和伯内斯所指的“宣传专家”,他们在利用公共关系谋求利益的同时,也促进了公共关系的发展;

  公共关系为强者操纵的事实,使之一开始便成为伦理的挑战者,极端控制、不良共谋、蓄意欺诈和以天使的名义屠杀,都是公共关系异化后可能带来的“双刃剑”之险;

  为确保效果达成,公关传播一直被当作一门艺术来对待,西方开启的理性、逻辑说服传统、中国形成的喻以明理传统皆是明证,人们始终在探寻提高公关技巧的可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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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实践层面看,公共关系最为倚重的手段便是传播。人们总是通过对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和传播方式的控制,来实现公关目标。

  “我们每个人都在不同的地方分割宇宙”,交流是必要的,然而“交流之罕见和脆弱,就像水晶。”无论是普罗大众,还是达官权贵,抑或一只脚踩入世俗大地的宗教、僧侣,都在探究什么样的交流形式最适合政治、军事、经济利益的实现和道德生活的维系,都在努力接触难以接触的他者。

  于是,对交流、传播的控制和管理应势而生,公共关系则是这种管理欲求的社会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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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的公共关系,谋求传播效果在空间和时间上更广阔的延伸,谋求更强大的传播媒介。过去数千年间,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促生了传播媒介的演变,进而为公共关系的发展创造了技术前提。

  每一次根本性技术变革,都会孕育一个新世界,技术的范式影响着文明的形态,公共关系亦在其中。从口语到文字,从木石到纸张,从抄刻到印刷,技术延伸了人,也拓展了人对传播的控制。

  人们开始掌握越来越强大的公关手段,通过公关对目标对象施加更大的影响。激情的发泄走向思想的表达,显在的控制走向潜在的渗透,面对面的沟通走向恢宏的时空舞台——远在万里、相距千年的对话瞬间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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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漫长的奴隶和封建时期,专制、独裁的政治体制将公众舆论压制到极限,“软”的引导只是辅助手段,刀马征伐才是“硬”道理。

  商品经济的出现是公共关系发展的经济基础。利益冲动促使商人竭尽能事提高产品和自己的声望,凡遇盛世,“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童叟无欺”、“诚信百年”之类口号便也一并“周流天下”。

  但是,商品经济始终未能在资本主义到来之前得到充分发展,公共关系行行止止的边界也因此受到限制。在古代社会,文化发展不断充实、革新公共关系的理念,然而系统的现代管理理论尚未形成,公共关系的发展亦只能处于自发状态。直到资本主义革命之火点燃,美国独立革命爆发,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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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公认”需要加上若干限定方是准确的:作为一种全新的组织行为、一种科学的理论体系、一种新型的职业和一种专业化的现代产业,公共关系最早在美国获得了较大发展。

  这般限定,目的在于澄清一个观念:美国并非人类公共关系活动的源头,古中国、古希腊、古巴比伦已经产生本质上符合现代意义范畴的公共关系,而非全部是所谓“类公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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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界一般认为,现代公关的崛起和三位美国人及其开启的“公关时代”紧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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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英王乔治三世和他的大不列颠帝国,希望他们赋予殖民地人民和英国人同样的权利。“没有选举权的赋税就是苛政”,这句话成为当时的公关口号,并撒播民间、广泛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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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王拒绝了殖民地臣民的要求。于是,人们行动起来,拿起武器反抗他。萨默尔.亚当斯(Samuel Adams)即是愤怒臣民中的一位。

  1772年,他组织起通信委员会在殖民地散布各种反英信息。莱克星敦的民兵就是得到通讯委员会的报告后,打响了独立战争的第一枪。亚当斯还策划、导演了一些有影响的事件激发人们的革命热情,譬如著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亚当斯抱持的信念是“把敌人逼到错误中,并且一直让他们处于这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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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士顿倾茶事件(Boston Tea Party) 又称波士顿茶党事件。1773年发生的北美殖民地波士顿人民反对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茶叶贸易的事件。

  1773年,英国政府为倾销东印度公司的积存茶叶,通过《救济东印度公司条例》。该条例给予东印度公司到北美殖民地销售积压茶叶的专利权,免缴高额的进口关税,只征收轻微的茶税。条例明令禁止殖民地贩卖“私茶”。东印度公司因此垄断了北美殖民地的茶叶运销,其输入的茶叶价格较“私茶”便宜百分之五十。该条例引起北美殖民地人民的极大愤怒。纽约、费城、查尔斯顿人民拒绝卸运茶叶。

  在波士顿,一批青年以韩柯克和萨姆尔·亚当斯为首,组成了波士顿茶党。1773年11月,东印度公司装载342箱茶叶的船只开进波士顿港。12月16日,波士顿八千群众集会,要求停泊在那里的东印度公司茶船开出港口,但遭拒绝。当晚,反英群众在波士顿茶党组织下,化装成印第安人闯入船舶,将东印度公司三只条船上的342箱茶叶(价值18,000英镑)全部倒入大海。英国政府采取高压政策,1774年先后颁布系列法令,封锁波士顿港口,取消马萨诸塞州的自治,在殖民地自由驻军等。这更激起殖民地人民的强烈反抗,使英国政府与北美殖民地之间的矛盾尖锐,公开冲突日益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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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这位13岁辍学、屡遭失业和饥饿之苦的记者,参加了艰苦卓绝的独立战争,1776年他针对一些人的“忠王”论调发表了小册子《常识》,呼吁人民为自由而战。不到三个月时间,这本小册子印行了12万册,几乎所有的爱国报刊都加以转载,300万北美人中几乎识字者都接触到了它。

  乔治.华盛顿说,《常识》使包括他在内的很多人“心理起了巨大变化”。更重要的是,《常识》为当年7月通过的《独立宣言》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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